松浦亚弥

结构性减税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且土地转让收入是本届地方政府的收入，它是转让未来50-70年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本届地方政府有了一块土地转让的收入，就意味着下届地方政府不会有这块土地的转让收入。同时，为防止项目有不实之处或者收益风险较大，政府还必须承诺一旦出现较大收益风险就将回购项目。

或者把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公司与项目捆绑之后参与。其执政风格还是运动式的，而不是规则化的。比如信贷资产从银行购买回来，地方政府如果违约，则可以考虑把购买的信贷资产（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转成地方企业的股份。比如2010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其中一家发行人，因经营困难而在2012年初出现兑付困难。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问题，可能仍然需要银行承诺在特定情况下回购信贷资产。

中央层面的一个例证就是高铁工程。但是，即便存在交叠共识，可能不应奢求改革共识。近期，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其中重点建议中国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反复指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两个根本原因，一为垄断、二为腐败。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建议是中肯的，切中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要害。来源:南方都市报 进入专题： 国企 社会主义 。然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将面临若干阻力。

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强化与邓小平阐述的社会主义两个本质特征是背道而驰的。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李实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只有不到1/3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用人力资本差异这一合理因素来解释，而70%是由于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它们还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带来失业和经济危机，从而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制问题一直是思想界交锋的一大焦点。显然，民营部门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提高生产力的强有力引擎。

2005年和2010年，中央曾经两次发文鼓励支持发展民营资本和民间投资，然而，事实上至今民营资本也难以进入到国有资本所垄断的行业或部门，它们经常会遇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天花板、玻璃门的阻挡，这其实是各种保护国有垄断的部门立法，以及大量的投资审批事项所造成的。正如世行报告所谈到的，对改革施加最大阻力的群体很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庞大的国有部门下有一批享有垄断卖方(或垄断买方)部分或全部利益的企业，它们从现有行政权力架构和制度安排中获取特权和巨额好处。此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并未完全遵照该决定进行，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加快改革步伐，加速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反而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借助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和银行的倾斜性金融资源配置，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在各个行业的比重和控制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譬如，放开对垄断部门的市场进入，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然面临市场退出压力，这必然给在这些企业就业的普通职工，以及下游的部分企业和职工带来冲击。实践证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释放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然，政府也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舒缓国企改革可能带来的对普通民众的不利影响。因此，两位经济学家呼吁，必须要建立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这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实是拯救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

随着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进入后，必然会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链和更多的工作岗位。首先，国有部门和国有资本的快速扩张不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今天，中国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效率和公平，我们同样要呼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合理限制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加快金融、财政、税收、行政审批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为民营经济和民间创业创造更加自由的发展环境。苏联和中国改革前的教训表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不在于公有制的最高级形态———国有制必须在比重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是要发挥主导作用，即如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阐述的那样，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学者新望的分析，2008-2009年，在石油、成品油的零售、高速公路、航空、煤炭、钢铁、快递业、房地产行业这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的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这些现象可能的确难以避免，然而却不必夸大其不良后果。

这一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相关内容的高度概括，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公平两大本质特征。它们为了通过限制市场进入而维护其垄断利益，往往通过破坏金融市场的方式来限制潜在竞争者获取创业资源。

根据经济学家朱晓东等人的一项研究，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为1.52%，而同期民营企业该指标为4.56%，国有企业仅为民营企业的1/3这种解构-重组式的发展模式创新可以享受因整合成功而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能由于各种模式基因之间的相互排异而陷入失序和混乱。

美国经济在次贷危机打击下一蹶不振、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中度日如年、新兴经济体虽尚能自保但问题逐渐积累……当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而又相互交织时，人们不再把这些现象视作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试图深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去探求根源。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和缺乏监管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就是此次美国危机的直接诱因。

与此相对应，当前的发展模式危机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资源配置、技术扩散和分工带来的冲击，发展模式的地域性逐渐被打破，封闭性强的发展模式会因其不能适应变化和外来竞争的压力而出现政经结构扭曲、市场配置失衡和社会体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优越的发展模式会产生外溢效应，成为落后国家或地区加以仿效和借鉴的榜样，因此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具有全球意义。来源:《人民论坛》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发展模式虽以经济为表征，其实质是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发展方向、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

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地域、历史和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要继续优化政经结构、减少排异现象，在之前的整合优势基础上创造出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认定这一切现象反映出来的都是结构性问题，那就说明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要克服当前危机，就必须对当前的政经结构进行反思和改革，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来适应变化。而对于实行追求效率与公正的莱茵模式国家来说，也并不都能及时甄别出假公正之名的惰性并拿出与民意对立的政治勇气来。

欧洲债务危机中的重债国几乎都是这种社会与市场关系被政治体制扭曲而致失衡的牺牲品。中国的改革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最终超越了主义的藩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模式。

现在，社会发展对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中国模式仍未成型，各国未来如何探究，依旧是一个谜团。但新兴经济体终究需要对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东亚模式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文化色彩。在此前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对垒中，发展模式被禁锢在某种主义之中。

当前危机是发展模式的危机。但也因此需要克服旧模式的惯性并经历改革的阵痛。

毕竟对于市场力量已经做大并挟持了政府和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来说，资本的自由放任属性不会轻易低头。发展模式同时具有地域和全球意义，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

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强调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与市场、增长与分配、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修正，但在西式民主的窠臼中这种种平衡很难把握，容易滑向因迎合民意而透支财政、推高福利、市场僵化和增长动力不足的深渊。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信奉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在推动经济增长上能力非凡。